本文为李刚教授、吕诚诚博士为《CTTI智库报告（2020）》一书所作之序。
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党和国家事业全局作出的重要部署，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举措，对于推动科学民主决策、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升国家软实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2015年1月20日，新华社全文播发了由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此《意见》的出台不仅受到各级党委和政府的高度关注和重视，也引发了知识界对决策咨询体系的思考和反省，一度引起新型智库研究和建设的热潮。
2020年是不平凡的一年，不仅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收官之年，也是“两个一百年”进入历史交汇点的关键之年，对于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而言，更是《意见》印发五年多来中国智库建设的回顾之年，亟需对这一政策的实施效果进行一次综合评估，审视2015年以来中国智库发展历程与建设现状。五年多以来，新型智库建设已然成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也成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界持续关注和讨论的议题，取得了令人瞩目的突出成就。尤其是2021年3月11日在京闭幕的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批准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再次强调要“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这赋予了智库为推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贡献更多智慧之言、务实之策的使命担当，新时代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发展也面临更多历史机遇和重大挑战。
一、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主要进展
1、新型智库建设政策体系的指导性、结构性和协调性逐渐增强
2015年1月20日，中办、国办印发的《意见》由新华社全文进行播发，为我国新型智库建设提供基本遵循。2020年2月14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深入推进国家高端智库建设试点工作的意见（2020-2022年）》，进一步扩容国家高端智库建设试点单位的同时，对国家高端智库建设在提升服务决策能力水平、服务对外工作大局、创新体制机制改革等方面提出更高要求。为响应中央关于建设新型智库的要求，在29家国家高端智库的示范引领下，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相继出台地方性的新型智库建设实施意见，初步形成了以国家高端智库为引领，以省市级重点智库为支撑，以其他专业性智库为补充，布局合理、分工明确的智库发展体系，为服务党委政府科学决策、实现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智力支持。
2、各类型智库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咨询功能日益显著
2015年以来，智库建设逐渐从一个小众而空泛的陌生词汇演变成一个影响我国政治文化生活的关键词。《意见》的出台不仅为我国决策咨询体系的现代化建设营造出良好的氛围和环境，更是激发了各级各类智库建设与研究的活力和创造力，政策思想市场呈现前所未有的发展势头，智库体制机制改革劲头正猛，一大批高质量智库成果竞相涌现。
按照《意见》要求，从中央到省市地方建立起一批专业智库机构，类型涉及党政部门、社科院、党校（行政学院）、高校、企业、媒体等，呈现出“行稳致远、和而不同”的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发展新格局。截至2020年11月底，CTTI来源智库已经达到940家，其中高校智库663家，党政部门智库71家，社科院智库51家，党校（行政学院）智库46家，社会智库39家，科研院所智库36家，传媒智库15家，企业智库13家，军队智库6家。CTTI来源智库拥有专职研究人员3122位，兼职研究人员12608位，产出成果178505项，举办/参加活动28642场。
各类型智库努力挖掘自身优势和亮点，共同探索“和而不同”的发展路径。国家高端智库积极发挥引领示范作用，始终将服务中央决策作为中心任务，持续不断为党和国家科学决策建言献策；社科院智库始终以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为中心任务，竭力用好学术研究、理论阐释和决策咨询“三支笔”；党校（行政学院）智库拥有独特的学员资源、渠道资源和系统优势，来自一线的学员团队和由上至下的党校体系已然成为其高质量发展的有力依托；高校智库依托人才、学科和科研平台的优势，努力建成理论创新和咨政建言的学术高地、高端人才聚集和高水平人才培养的重要基地以及舆论引导和对外交流的重要阵地；科技创新智库是在建设创新型国家和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背景下产生的，是对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中明确提出的“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战略支撑”的有力回应；企业智库和社会智库具有更强烈的市场意识、更灵活的体制机制、更多样的治理模式，在资政启民、协商民主、“二轨外交”、全球治理等方面发挥着独特的思想库作用。本报告将详细阐述2015年以来以上各类型智库建设的进展和成效，并指出存在问题和不足，提出针对性的发展建议。
3、新型智库成为知识界参与决策咨询的重要渠道
科学的公共决策有赖于现代化的决策咨询体系。传统的决策咨询体系以政府内部政策研究部门为主要成员，而现代决策咨询体系催生出全新的、多元的政策共同体成员，已经把参与政策议程设置、政策辩论、政策选择、决策、政策实施、政策评估、政策反馈、政策调整等环节的部门、机构及个人都纳入现代政策共同体。作为面向政府的专业政策研究与咨询机构，新型智库显然已经成为现代政策共同体主体成员之一。新型智库的建设刷新了知识界对传统决策咨询模式的认识，大大提升了传统决策咨询体系的包容性和互动性，将来自学界、商界、媒体界等智库学者的意见和建议带入到政策共同体内部，成为政府与社会各界知识分子的连通器和推动器，营造出理性、公开、竞争、开拓的政策讨论空间。因此，新型智库建设不仅形成了理性包容的现代政策共同体，而且为哲学社会科学专家学者开辟了建言献策的议政通道，让知识界重新审视自己在现代决策咨询体系中的时代要求和责任使命，积极投身于党委、政府的决策咨询服务之中，从而达到优化高端咨询业生态的效果。
4、新型智库成为发展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新途径
1986年7月，在全国软科学研究工作座谈会上，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万里发表了题为《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课题》的讲话。此次讲话不仅阐明了决策机制改革的思维转型，而且将软科学研究同政治体制改革联系起来。正如万里同志所说：“软科学研究的根本目的，是为各级各类决策提供科学依据，是为领导决策服务的。”党的十八大以来，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成为改革的基本方向，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更是把智库建设视为发展协商民主的重要内容。2014年9月2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65周年大会上将民主协商五种渠道细化为十种，“各类智库”位列其中，再次明确赋予了新型智库作为协商民主重要渠道的地位。可见，从“软科学”到新型智库的建设，是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和协商民主的一次中国实践，也是实务界与知识界的一次密切合作，真正促进了决策的现代化，即民主化与科学化。通过新型智库建设，党和政府与思想界、理论界、知识界建立了制度化的决策咨询通道，知识分子感受了党的信任，家国情怀空前增强。因此，从某种政治意义上讲，新型智库建设加深了决策层对科学决策基础问题的认识，也为我国协商民主发展找到新的切入点，借力新型智库建设来深化政治体制改革，促进科学民主决策，提升政府治理效能。
5、新型智库学者治学范式发生了根本改变
哲学社会科学是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重要成果，也是重要工具。从增强智库意识到提升核心能力，再到研究深度、研究方法、发声渠道的改变，都是学术型专家经过智库化转型发生的一系列变化，也是新型智库建设推动哲学社会科学转型的另一种体现。具体表现在：
一是问题意识更强，能力更加全面。问题是理论的先导，只有深入研究党和国家面临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以及社会群众普遍关注的热点焦点难点问题，才能提供对路有效的对策建议。智库专家不同于传统的学术型专家，对其能力的要求更为多元，涉及政策敏感度、话语组织能力、媒体应对能力、国际对话能力等，智库专家也正在为此不断调整、持续改变。
二是学术研究更加求实求深。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克服“五唯”顽瘴痼疾的重要讲话，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响。教育部、科技部等部门也陆续下发相关文件，着力破除“五唯”。新型智库建设无疑为破除“五唯”提供了重要路径。在社会科学成果认定中，把智库的内参和研究报告，把智库参与政府决策咨询活动都纳入了成果认定范围，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只有专著和论文才是研究成果的错误认知；在成果评价奖励中，开始注重成果的质量和社会影响，实行科研成果的“代表作制度”，以质量为导向不断优化成果评价标准和方法。
三是政策研究方法更加多元。作为学术机构的智库要建立自己的研究体系，要有自己的研究方法、分析工具和技术手段。调查研究始终是新型智库把准研究问题、获得一线数据、拿出真实方案的关键方法，智库通过制定智库研究专项要求、加强智库成果调研质量评估等措施，倒逼专家学者切入现场、深入基层、融入实践，到一线开展沉浸式驻地调查，切实用好调研这把“金钥匙”。此外，现代智库更重视数据积累和技术运用，尝试采用大数据分析、模拟仿真、社会计算等研究手段，建立了一大批数据采集平台和数据库，逐渐形成了具有自身专业特色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模式，进而夯实智库研究的数据库和方法论基础。
四是对外宣传更加注重主动发声。《意见》指出，要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坚持用中国理论阐释中国实践，用中国实践升华中国理论，创新对外话语表达方式，提升国际话语权。新型智库摒弃“养在深闺人未知”的错误意识，开始注重对外宣传自身的研究成果，加强中国政策主张的对外发声，积极设立或参与国际性学术组织，举办国际性学术活动，不断开拓国际化视野和提升国际话语权。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这种新形势下，新型智库的国际发声成为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话语体系的重要支点，也是深化我国对外开放、提高国际影响力的重要方面。
6、社会各界对新型智库职能的认识大大加深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智库在国家重大发展战略和方针决策的谋划与实施中发挥着重要的智力支撑作用。《意见》赋予了新型智库咨政建言、理论创新、舆论引导、社会服务、公共外交等重要职能，加深了各类型智库对自身职能的重新思考和认识，着力增强智库研究的前瞻性、时效性、战略性和可操作性，为党和国家提供有价值的公共决策参考。五大功能是对我国新型智库的普适性职能定位，高校、社科院、党校行政学院等类型智库围绕这五大功能，结合自身发展规律和咨政建言特点，尝试探索不同的转型路径以发挥自己应有的智库价值。早在中国社科院成立之时，便赋予其“马克思主义的坚强阵地、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最高殿堂、党中央国务院重要的‘思想库’和‘智囊团’”这三大职能定位。学术研究、理论阐释和决策咨询“三支笔”既是对中国社科院的殷切期望，也是对全国社科院系统高质量发展的总体要求。此外，高校智库的“理论创新、人才培养、舆论引导、政策建言与对外交流”，党校（行政学院）智库的“干部培训、思想引领、理论建设、决策咨询”，社会智库的“咨政建言、理论阐释、舆论引导、对外交流”等等，各类型智库职能定位各有侧重、各具特色，但始终将“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作为智库参与决策咨询工作的职责使命，一以贯之地为党和国家提供强大的智力支持。
新型智库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发挥了极为关键的应急决策作用，体现了作为“疾控智囊团”的使命担当。2020年伊始，新冠肺炎疫情席卷全球，疫情防控成为检验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的试金石。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智库在疫情防控中大力推进决策咨询、科学引导、政策研究等工作，积极投入到疫情应对与国家治理的研究中去，为坚决打赢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贡献智慧和力量。其一，及时提供应急决策参考方案。在做好本领域工作的同时，智库对各类引发疫情的风险点进行分析预警，协助制定应急预案，还对疫情防控工作的进度和效果进行分析研判，根据环境条件变化提出完善防控工作的意见建议。其二，科学引导社会公众行为。智库在疫情防控中广泛普及科学防护知识，重点加强对相关法律法规、政策措施的解读，及时回应群众关切，引导全社会依法防控，培育积极健康的社会心态。其三，着力开展政策评估与优化研究。智库针对疫情防控中出现的新问题、新情况和政策实施过程中暴露的短板和缺口进行针对性深入研究，为加强我国疾病防控体系建设、推进公共卫生体系现代化建言献策。当前，新冠肺炎疫情在国内得到了有效控制，新型智库经过了疫情考验，始终竭尽全力、不遗余力、尽心尽力地提供重要的态势分析和建议措施，发挥出了至关重要的应急决策作用。
新型智库协助完成“十四五”规划编制任务，在为国家中长期经济社会发展战略把脉献策中展现了新时代责任担当与良好风貌。自2020年3月中央政治局决定，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审议“十四五”规划建议，以习近平总书记为组长的文件起草组迅速成立，通过地方和基层深入调研、社会各界人士献计献策、网上意见征求、高层领导决策等环节，历时七个多月的五年规划编制工作高质量完成，并于2020年10月审议通过。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把社会期盼、群众智慧、专家意见、基层经验充分吸收到“十四五”规划编制中来，还多次在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党外人士座谈会、基层代表座谈会等会议上直接听取社会各界“十四五”规划编制的意见和建议，让“十四五”规划在开门问策、集思广益中铺展开来。在此项任务中，包括智库在内的60多家科研机构和相关部门积极作为、主动担当，承担并高质量完成中央财办和国家发改委委托的37项重大课题，形成130多份研究报告，为推动规划进程发挥了重要的参谋咨询作用，也为党和国家充分展示了新型智库的应有价值和责任担当。
7、新型智库建设溢出效应明显，有力促进了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时代转型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哲学社会科学始终存在着科学身份不被认可的“失位危机”和西方话语地位霸占的“失语危机”。针对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事业面临的地位困扰和话语权危机，党中央适时出台《关于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充分肯定了哲学社会科学在“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中的强大作用，重拾了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信心。哲学社会科学贵在求真、贵在求用。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建设加快了哲学社会科学的时代转型，为哲学社会科学的“知行合一”问题提供了解决方案，也为哲学社会科学找到了从哲学范式（“求真”）到智库范式（“求用”）的创造性转换路径，更加强化了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实践导向”和“问题意识”，鼓励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走出“象牙塔”，让更多有价值、有意义的社会基层问题浮出水面，让研究成果更能贴近生活、接近真实、反映社会需求，真正做到“谋之有基、参之有道”。可见，新型智库建设有力推动了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显示出明显的政策溢出效应，成为推动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事业发展的重要路径，也是对“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的最佳响应和反馈。
二、新型智库建设仍然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新型智库开始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建设发展，经过几年时间，新型智库在数量、规模、成果产出和营运管理上都有了显著进步。但是，“重形式、轻质量”的问题依然突出。智库数量迅速增长的同时，质量未得到根本性保障，会议和论坛泛滥，创新成果乏善可陈，新型智库内涵式发展之路困难重重。
“追热点、赶时髦”的痼疾仍未完全克服。智库界不缺“热点”的追随者，缺的是“议程”设置能力，不缺问题的“解决者”，缺的是问题的“发现者”。相比于追赶热点问题，智库研究既要能满足党和政府部门的应急决策，也要能潜下心来做一些战略性、前瞻性和储备性研究。
智库研究队伍仍存在“小核心空心化、大外围泛在化”现象。一方面，智库研究队伍的“小核心”没有建立起来，领衔专家挂名较多，没有精力没有时间指导、统领智库研究；另一方面，“大外围”流于形式，智库邀请国内外知名专家作为特聘研究员装点门面居多，智力贡献不足。
基于数据支撑的决策研究模式尚不够完善，还处于初级发展阶段。循证决策研究进入了智库研究的视野，但是专业化的资料积累，科学的数据分析严重不足，决策研究的客观性、预测性和科学性相对不足，针对某一问题或研究方向建设的专题型或综合型数据库非常缺乏，多是基础的、临时的网络资料搜索和公共通用数据库，导致对策研究缺乏扎实的一手资料和一手数据，研究质量提升困难。
“讲好中国故事”的意识虽有，但是缺乏相应的能力和渠道。不少智库缺乏国际视野，缺乏外语人才，部分专家无法直接阅读外文文献，国际交往甚少。因此，我国智库虽然有“讲好中国故事”的意识，但是“讲好中国故事”的能力有限，渠道严重缺乏。
政策实施重心不够下移，基层严重缺乏智库支撑。“取智于民，智惠于民”正在逐渐成为全民共识，加强基层智库建设显得越来越迫切和必要。现阶段的智库建设更多的是围绕国家高端智库、省市重点智库、重点区域智库建设，来自区、县地区的智库建设始终未受到重视，政策的制定与实施远远未影响到基层科研机构的智库建设。全面提升基层智库工作的制度化和规范化水平，为新时代基层社会发展注入了一股智库新动力变得尤为重要。
智库建设缺失资质认证机制，职业认同感不够强烈。我国智库多数是由传统科研机构转型建设而来，其本质上仍属于原事业单位或民非企业属性，管理部门的管束范围、规章要求与之前无太多差别，针对新型智库的法律主体资格机制尚未建立，缺少相应的智库机构认定条例，众多智库带着“非官方认可身份”为国家做事，容易造成智库市场鱼龙混杂、参差不齐，需要及时将智库的资格认定工作上升到法律层面加以全面推广，对于尚不成熟的智库给予认定指导和试错调整的机会，以有效发挥其作用。
三、面向“十四五”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要有新突破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时代命题。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明确了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行动指南。要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在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中大展宏图再立新功，中国特色新型智库迎来了建设的关键时期和攻坚阶段。
体制机制的改革创新仍然是激发新型智库活力的主攻方向。一方面，要继续为新型智库发展做好政策设计，国家层面的政策设计要兼顾国家高端智库、省市重点和基层新型智库建设的需要，政策体系自上而下要贯通，发挥我国新型举国体制的优势；另一方面，要增强新型智库政策体系和其他相关政策的配套性、协同性、互补性，一些省市智库主管部门出台的新型智库建设指导意见、规章规程、管理办法往往和财政、教育、科技等主管部门的既有存量制度之间存在冲突，使得智库进退失据，无所适从。
要把围绕党委政府中心任务、服务大局，提升决策咨询研究质量作为智库建设的重中之重。新型智库要深刻掌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把握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全会、三中全会、四中全会和五中全会的精神，围绕中心任务、全力服务大局，提高决策咨询研究质量，关键在提升调研的广度、精度、深度，关键在提升数据资料收集的科学性和客观性，关键在提升政策分析的创新性和针对性，关键在提升对策研究成果转化传播的及时性和精准性。
克服数据孤岛、信息孤岛、智库孤岛，各级各类智库要开展政策研究创新的分工协同。当前，我国数据和信息资源分布存在比较严重的孤岛化、碎片化和部门化现象，智库机构普遍反映政策分析时最大的困难是拿不到关键数据。新型举国体制是我国的巨大优势，在决策咨询体系现代化建设中发挥这一体制的优越性非常重要，全国的各级各类智库要克服智库孤岛现象，要建立政策研究联合体，实现数据共享、信息共享、专家共享，少做数据信息的低水平重复收集。
新型智库要和传统的学术机构和政策研究机构形成差异化发展的新格局。我国大部分智库是学术机构和政策研究机构“翻牌”转型而来，由于较为严重的路径依赖，智库特色不明显。新型智库是具备咨政建言、理论创新、舆论引导、社会服务和公共外交的多功能机构，具有复合性、跨界性的特征。新型智库为党委政府的决策咨询服务内容非常广泛，不能单纯理解为出谋划策工作，还应该包括宣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宣传党的大政方针、引导舆论等意识形态工作，也包括政策教育、政策评估、规划编制、方案设计等技术支援性质的工作。
智库是连接知识和决策的桥梁。经过五年多的建设，新型智库按照《意见》要求，在咨政建言、理论创新、舆论引导、社会服务、公共外交等方面都取得了重大进展，推动了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的转型发展，激活了政策思想市场，使我国决策咨询体系更加开放、更加民主、更加科学，促进了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的繁荣发展。从夯基垒台到全面推进，再到如今的分类施策、协同发力，新型智库建设已进入新的高质量发展阶段。未来，我们要在巩固深化前期建设成果的基础上，推动各项改革在新的起点上不断深化，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高质量发展注入更加强劲的新动力。